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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例冷凍胚胎案,法院說行,你們怎么看?

呂佳臻 
 
       根據《北京晚報》的報道,一對年輕夫婦在醫院進行試管嬰兒移植術期間,丈夫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從確診到去世僅僅25天,留下6枚冷凍囊胚保存在醫院。
 
       妻子為了給丈夫延續血脈,決定繼續進行移植手術,卻因沒有先例,不合法規,被醫院拒絕。于是,妻子小雪(化名)將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以下簡稱朝陽醫院)訴至法院,這是北京首例冷凍胚胎案。
 
       近期,這起案件已由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法院判決朝陽醫院繼續履行醫療服務合同,為原告小雪施行胚胎移植醫療服務。
 
       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為更多的人打開了生育通道。從理論上說,生育是自由的,但實事求是地說,這種自由受限于一定的倫理、法律、輿論以及個人境遇。
 
       透過錯綜復雜的各類考量,這起案件似乎達成一個微小的突破,但不可否認,這種突破又是特殊的,情境化的。

 
       醫院的難題和生育中的家庭角色

       在世界范圍內,冷凍胚胎的處理總是伴隨著各類爭議。此前,印度曾出現該國首例走私胚胎案,相關診所面臨審查。因此,面對冷凍胚胎,醫院常常予以審慎處理。
 
       在訴訟中,朝陽醫院方面表示,患者丈夫去世后,小雪與丈夫生前冷凍保存的胚胎或囊胚并非小雪一人所有,而是其與丈夫的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共同所有,小雪一人無權處理。
 
       此外,醫院方面還表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涉及醫學倫理問題,必須考慮孩子的基本合法權益,包括胚胎所有人(如患者的公婆)是否要承擔出生后孩子的法定撫養義務以及監護人的職責問題,孩子的父親及其親屬身份社會關系等親權、繼承權問題等。
 
       對于朝陽醫院此前拒絕實施輔助生殖的做法,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劉長秋在接受《法律與生活》記者采訪時認為,醫院的考慮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從倫理上來說,醫院的任何醫療決定都應當以病人的最佳利益為歸依。在本案中,小雪生育孩子可能并不符合自己乃至未來出生孩子的最佳利益,因為客觀上會產生這名女性需要獨立撫養孩子的可能。
 
       “當事人都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內提出自己的主張,至于哪一方的主張能夠得到法院的支持要看法院對這一問題的法律適用。在本案的焦點問題上,法院回應了醫院的擔憂,并且做出了自己的法律判斷,抑或是價值判斷。” 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段鳳麗在接受《法律與生活》記者的采訪中表示。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朱麗華則坦率地表示,公民有婚姻自由(包含結婚和不結婚的自由等),也依法享有生育權。但是,從目前我國的規定和現狀看,生育權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結婚為前提條件的,這就造成了兩者的矛盾。
 
       “丈夫去世后,婚姻關系消失了,而只有在婚姻中才能被分配到的‘生育指標’,這就成了該案中妻子面臨的最大的‘鯁’,也是懸在醫院頭上的一把‘刀’。所以,雙方通過訴訟,以這種更加慎重、更加經得起檢驗的方式,來決定女方的權利能否得以實現。”朱麗華說。
 
       家庭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成員做決策時常常考慮家人的意見,特別是在生育問題上。在本案中,法院詢問了小雪的公婆,兩位老人均同意小雪繼續要這個孩子,并同意由小雪一人向醫院主張權利。
 
       作為生命倫理學專家,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新慶認為,法院作出這一判決尊重了小雪的自主決定權,但也考慮到了其公婆對此事的主觀意愿,因為在中國人的價值體系下,生育、撫養孩子在很多時候需要家庭決策,法院也會考慮整個家庭的意愿。

       一次開放的司法嘗試
 
       劉長秋數十年來不遺余力地推動生命法學研究,他所撰寫的《生命法學理論梳理與重構》一書是生命法學領域的一部重要著作。
 
       他表示,該判決是在目前我國人類輔助生殖立法還比較薄弱、很多問題還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依據法律的有關精神做出的一次司法嘗試。
 
       “在本案中,借助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實現生育孩子的愿望是小雪及其已故丈夫的共同愿望,是夫妻二人意思自治的結果,應當得到法律的尊重。在丈夫因病去世而去世前并沒有明確放棄移植胚胎的情況下,應當認定該喪偶婦女繼續接受胚胎移植生育孩子的行為是夫妻雙方共同決定的行為。為此,法院判決支持該喪偶婦女,是有法理依據的。”劉長秋說。
 
       張新慶在評價法院的這一判決時,持有類似觀點。他認為,法院的判決并不違背目前的醫學倫理,因為這位丈夫生前就已經與妻子開始通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孕育孩子。在患病期間,丈夫也沒有明確反對不允許使用冷凍胚胎。因此,根據推定同意原則,雖然丈夫已經去世,無法簽字表明自己的意愿,但仍可以推定他同意使用冷凍胚胎。
 
       “雖然這個知情同意的過程并不完善,但是丈夫生前的行為仍然可以表明他的意愿。這也可以看出法院并沒有機械地執行知情同意原則,而是充分考慮這個家庭的情況,做出了具有人文情懷的判決。“張新慶說。
 
       在劉長秋看來,雖然該案會作為我國人類輔助生殖司法領域的一個重要案件,對于推進相關立法的出臺具有積極意義,但對于該案的示范作用,他卻表示,“這種示范效果還很難說,因為這涉及到司法者對于當事人意思自治及其最佳利益之間的考量和平衡。有的司法者更關注意思自治,而有些則可能會更關注當時的最佳利益,關注點不同,其結果就會存在差異。”
 
       “法院沒有支持醫院的主張,并不是說醫院的做法不合理。只是在這一問題的價值天平上,法院經過裁量,偏向了另一方而已。在醫院的擔憂之外,法院認為有更加值得保護的價值。”段鳳麗說。
 
       朱麗華認為,這其實是訴訟中原被告雙方非對抗性共贏的典型案例。“醫院通過法院判決,明確了今后該類行為上可為和不可為的分界線,消除了醫院可能存在的決策風險,為后續行為找到了合法性依據。”

       繞開胚胎是“人”還是“物”的審理思路
 
       在醫學術語中,未出生的后代是一個胚胎,從受精的那一天到懷孕的第八周,之后便被稱為胎兒。
 
       隨著試管嬰兒技術的發展,一些無法生育的夫婦可以通過體外受精的方式完成早期的胚胎發育,隨后移植到母體子宮內,最終可以生育健康的嬰兒。
 
       在這個可以受到人工控制的過程中,一些夫婦會選擇冷凍多余的胚胎,以滿足日后的不時之需。
 
       胚胎是處于生命的最初階段,法律上常常存在的一個爭議是,胚胎是“人”還是“物”?
 
       段鳳麗在接受《法律與生活》采訪時談到,圍繞冷凍胚胎的歸屬和后續移植,有兩種請求權基礎,一為物上請求權,即探究胚胎是否為法律上的物,如何對此物進行分割;一為契約上的請求權,即從胚胎移植合同入手,強調合同權利義務的繼受。
 
       “雖然絕大多數案件爭議的是前者,但是本判決則體現的是后者。從合同是否繼續履行的角度入手是一種曲徑通幽的方式,一定程序上繞開了對冷凍胚胎歸屬的法律探討。”
 
       本案的審理角度不同于2014年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中國首例冷凍胚胎繼承權糾紛案。
 
       來自江蘇省宜興市的一對雙獨年輕夫婦不幸車禍身亡,小兩口生前做試管嬰兒,在南京市鼓樓醫院留下冷凍胚胎。
 
      為爭奪胚胎保留香火,雙方老人對簿公堂。江蘇省宜興市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冷凍胚胎不能繼承,2014年9月17日,無錫市中院二審改判,支持雙方老人共同處置4枚冷凍胚胎。
 
       正如段鳳麗所說,北京的這起冷凍胚胎案繞開了胚胎是“人”還是“物”的爭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基于合意而為的人工生殖的肯定,體現出中國法院對人工生殖相對開放的態度,對今后冷凍胚胎案件的解決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不過,段鳳麗也強調,合同具有相對性,合同權利義務的繼受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夫妻一方中的妻子死亡后,采用合同權利義務繼受的法律思路就可能面臨問題,因為可供移植的母體不存在時,就會涉及到代孕是否合法等一系列問題。

       一紙判決能否包打天下?

      法院作出判決后,小雪可以帶著這紙判決前往醫院進行胚胎移植,醫院也會配合。
 
       但是,正如段鳳麗所說,這個判決只是這個家庭的一個起點,它能為這個不幸的家庭帶來一個小生命,可以滿足妻子對丈夫的眷戀和對公婆的感激。
 
       如果說萬事開頭難,這個判決已經幫助這個家庭走出了最關鍵的一步,但后面的路才是最長、最考驗人的路。
 
       多位受訪者都表示,在后續辦理孩子的準生證、生育保險等各類手續時,依照有關部門的規定往往需要提交夫妻雙方的身份證,可能還會面臨一定的障礙,不能指望這一紙判決包打天下。
 
       的確,“這個家庭會面臨所有自然生育的家庭將面臨的各種問題,比如繼承中胎兒的應繼份額等;這個家庭也會面臨輔助生殖的家庭都會面臨的問題,比如孩子法定撫養人的確定等。”段鳳麗說。
 
       她建議,當事人可以聯系行政機關的相關部門“特事特辦”。可以將判決書作為一個證明材料,但不能過分夸大它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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